吴越国（907-978）是五代十国时期临安钱氏建立的政权。其开创者钱镠肇基立国，定都杭州，统辖两浙。其后历经三代五王，前后享国72年。在此期间，钱氏政权奉行“保境安民”的务实之策，使两浙渐臻于“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的繁华之境。至今，西湖之畔的钱王祠香火不断，杭民仍念其甘棠遗爱。君子之泽，实难逾五世。然以钱镠为始祖的临安钱氏一脉，却能于后世开枝散叶，久盛不衰。钱镠不仅有功于当时，且通过其绵延相传、代有增益的庭训家规，泽被后世，积厚流光。
王安石曾言及：“钱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殆不可胜数，而以才称于世尝任事者，比比出焉。”王明清更是称道：“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据姚礼群的统计，两宋之时，钱氏族人，擢进士第者三百二十余人。此间，得封郡王、国公者二十余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此外，钱氏族人在学术、艺术、医学等领域的成就亦粲然可观。宋朝以降，人才亦不绝如缕。
有宋以迄近代，钱氏家族逐步向文化型家族转变，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等领域，群星闪耀，流光溢彩。“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而钱穆、钱锺书等众多硕彦名儒，也都出自这个“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此外，钱氏族人在学术、艺术、医学等领域的成就亦粲然可观，出现了经学大家钱时、钱象先，史学名家钱端礼、钱文子、钱俨，文学名流钱易、钱勰，更有博学洽闻、著述宏富的钱惟演、钱藻等。宋朝以降，人才亦不绝如缕，如世人啧啧称赞的“钱氏五状元”有：元朝的钱用壬，明朝的钱福、钱士昇，清朝的钱维城、钱棨。另有钱选、钱德洪、钱谦益、钱大昕、钱大昭、钱塘、钱陈群、钱曾等钱氏族人，皆一时之选。尤令人寻味的是，钱氏一脉出现诸多书香家族，父子双星闪耀，比如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基博、钱锺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
钱镠曾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唐乾化初年，钱镠平定董昌之乱，统一两浙，朝廷为旌表其功，赐金书铁券，上有“恕卿九死，子孙三死”等特赦之语。钱镠唯恐族人恃宠而骄，倚功造过，故集合族人于堂前，亲颁“八训”，要求族人铭记于心，凛然遵行。钱镠弥留之际，作“十训”晓谕子孙，于大德、公德、私德等方面，至再至三，谆谆告诫。复有“家训”一种，乃以晋代以降世家大族之兴替为殷鉴，以期“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后钱镠之孙钱弘俶重加编写，勒成《钱氏家训》。其于个人层面，主张以圣贤为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任事，目光远大；于家庭层面，主张谨严礼制，仁爱互助，乐也融融；于社会层面，强调推己及人，广交良友，乐善好施；于国家层面，主张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去私为公，志在天下。
钱氏虽起于微寒，但目光长远，深谙持盈保泰之道，故在家训中要求子孙富而无骄且好礼，泛爱众而亲仁；虽为武人出身，但始终强调有余力而学文，表现出以诗书传家的强烈意愿；虽立基于东南一隅，却始终怀有大局观、天下观。也正是因为家训中注入了这些自我警醒、自我超越的精神，才保证了深濡其间的钱氏后代，虽历千载，仍不坠家声。
钱氏家训强调子孙要积学化愚，读书向学，所谓“宣明礼教，读书第一”“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基博自幼嗜好读书，治学勤勉，以至“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其嗜读如命，亦以此责后嗣，故对其子，命名为“锺书”。日后课子之严，亦每每逾出常格。钱穆一生受父亲、祖父影响，读书甚勤，孜孜不倦，兀兀穷年，晚年也总是叮嘱孩子们“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氏家训强调“勤俭为本”“临财不可不廉介”。钱学森父亲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钱基博先生晚年回忆道：“我财产观念极薄……我不愿积了钱，供一家享用奢侈，我宁可送给人家用”。
钱氏家训强调族人互爱、互助，即“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钱江初忆及，他所在的五百户钱姓的大村，晚清以来仍延续宋朝时“义田”做法，实行“学田制”，专门划出三百亩田，以其收入作为族内子弟上学之资。钱伟长少年失怙后，正是在叔父钱穆与宗族怀海义庄的救济下，方能完成学业，终成一代科学巨人。
钱氏家训强调立志高远，心存大我，即“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钱学森赴美留学时，其父钱均夫为其立下教言：“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钱学森秉持庭训，毅然放弃国外厚禄，冲破重重阻挠，回到新中国，为中国航天等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功在千秋。又如钱伟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日亟，他毅然放弃擅长的文史学科，改学物理，刻苦攻读，以应时需。
正是在《钱氏家训》的熏陶下，钱氏子嗣克绍箕裘，铸成读书向学、刻苦奋进、乐善念群、尽忠报国的良好品质，代代相传。尤有进者，《钱氏家训》的影响力超越于一家一姓，已然成为整个中华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为世人所珍视。
（作者：陈兆肆，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