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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冷知识:“隐居”大运河畔的通州古城墙

在高楼林立的运河商务区地下,竟能看到一段完整的通州古城墙遗址,从其材质、形制、工艺的变化中,可追溯此地历史上光辉的“漕运史”,成为这里因大运河而兴的有力注脚。更有意思的是,古城墙并非横平竖直,而是沿河蜿蜒曲折,形成一城五门的奇特格局,也是儿歌代代相传“通州城,好大的船……”的缘起。“通州冷知识”第三期带您走进通州古城,从古城墙遗址出发,讲述通州城千百年间的城市变迁。

古城墙“隐居”会客厅

在副中心五河交汇处的西南角,北京市“两区”会客厅的地下,“隐居”着一段古城墙遗址。站在会客厅的一层大厅,目光落到中庭下方,这段呈“L”形颇为完整的遗址,安静地诉说着大运河畔通州的辉煌过往。

“这里是通州古城的东北角,也是目前发现的少数保留下来的古城墙段落。”《通州纪事》作者王陆昕告诉记者,通州明清城墙东北角遗址始建于明,改修增建于清,是通州明清时期防卫体系和通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古城墙经历过多次修缮,表现在墙体上就呈现出多种材质、形制筑墙材料和工艺的差异。

行走在这段古城墙的近前,能明显看到城墙底部所用的城砖更大,堆砌方式也更工整,和较高部分的城砖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在城墙的一段,还能看到由大块石料组成的墙体。如果仔细去观察这些石砖,依稀可以看到砖体表面有着印章般的文字。“这些是当时烧制城砖的工匠留下的铭文,可以看作是个人的‘防伪标志’。铭文主要用来确认工匠身份,会包含时间、产地、责任人姓名等内容,确保城砖质量。”王陆昕说。

同样印在砖石上的铭文,在北京的许多古建筑中都能找到。这是因为古代建设北京城时十分依赖从大运河而来的建筑材料,作为大运河北首的通州,自然也采用了同样的建材。王陆昕表示,这段城墙中最大的城砖足有半米多长、20多厘米高,而这些较大的城砖都很可能来自运河沿岸的城市。“比如大运河上的临清,就是著名的砖石产地。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当地的运河淤积土质好,很适合用来烧砖。而且临清作为大运河上的水陆交通枢纽,烧出的砖石也便于运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临清设工部营缮分司,专门负责建窑烧砖供北京使用,所以有贡砖之称。这些贡砖到了北京,第一站就是通州。”

从多次修筑的城墙足可见历史上通州城的存续时间之长。历史如长河奔涌,时过境迁,把曾经高耸的城墙一度深埋地下,直到十五年前才重见天日。

“2010年,通州北大街拆迁后开始建设时,发现了这段城墙,出土后,通州区有关部门立即采取原址保护措施,这才让它住进了会客厅。”通州区“两区”办科室负责人张迪介绍,目前出土的通州城墙东北角遗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展示出城墙东北角遗存和崇祯四年增修的炮台面遗迹,“这段城墙是记录通州明清时期社会活动的产物,见证了通州城乃至北京的历史发展变迁。”

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墙,2020年通州区本着不改变建筑原状、真实性、最低限度干预、使用恰当保护技术的原则对这处遗址启动修缮,让城墙继续向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诉说这段大运河边的历史。

离开地下的古城墙遗址,重新回到会客厅一层,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历程和“两区”建设成果在老城遗址上得以展示,这无疑是城市赓续发展最好的印证。悠悠运河水,不仅送来了搭建城墙的城砖,也为现在的通州带来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让大运河北首展现出新的风貌。

两城合并形成一城五门

“两区”会客厅的东侧就是大运河,沿河看去就是大光楼,不过如今您看到的是本世纪初的仿建。历史上的大光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面朝运河,原本是明清坐粮厅官员验收漕粮的验粮楼。专门建了一座楼来验粮,足可见漕运繁盛时通州码头的鼎盛。

其实不只大光楼,整个通州的发展都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兴盛,通州因处在大运河北首,也一度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在大运河旁的西海子公园中,可以看到一座《清光绪九年通州城池图》浮雕,清代通州城倚靠着大运河、减水河等,水脉绕城而过,成为天然的护城河。城中有西、东、南、中四大粮仓,格外显眼,也表明了通州作为北京漕运中转枢纽的功能。至今,通州仍有很多地名带“仓”字,特别是在原通州古城范围内,不少便与漕运相关。

在观看浮雕时记者发现,常见的古城一般都是4个城门,而在《清光绪九年通州城池图》浮雕上,却可以看到通州城有5个城门。

为何多了一个?这要从通州古城的变迁说起。据记载,通州古城是由新城和旧城叠加而来。两城的位置并列,呈“吕”字结构,原本中间还有城墙,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拆除打通,正式合并为浮雕上所记录的样子。两城合并后,原本旧城的四个城门去掉了西门,加入了新城的西门和南门,这才有了一城五门的格局。

为什么一个地方紧邻着要建两座城?这就要追溯到明代。据考证,明洪武元年,因大运河漕运兴起,明将孙兴祖督军士夯筑城墙,外砌城砖,连垛墙高三丈五尺,面积约1.7平方公里,这便是通州旧城始建的经过。值得一提的是,始建旧城时,通州城的四门分别以“通运”“朝天”“迎薰”“凝翠”为名,其中东门通运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所在地区仍称为通运街道,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也由此得名。

到明永乐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一时“南北漕运岁入四百万石”,通州作为漕运端点,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建设仓库。历史上,通州在运河上的重要地位使通州仓规模大且地位高,仓储物资直接供给中央机关和驻军所需。至明正统年间,因外敌袭扰,通州开始兴建新城护卫西仓和南仓。新城紧邻旧城,只设有西门和南门。据记载,新城的城墙只有旧城的一半高。到了明正德年间,通州新、旧城在原本城墙的基础上又做了修缮,将新城改造为旧城的瓮城。至此,通州城的轮廓大致确定。

清乾隆三十年,通州城拆除了新、旧城之间的城墙,也就是旧城的西门,两座城正式合二为一。古城轮廓除了融合新旧两城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依河而建,从老地图中可以看到,通州古城的北城墙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蜿蜒曲折随通惠河水道轨迹改变。古城的东、西城门也因大运河走势而建在了非对称的位置。

通古今天下之舟

随河道而修筑的城墙,为大运河漕运所设的粮仓,明清时期的通州古城可谓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运河水滋养着通州城,当清末漕运终止时,通州古城的命运也随之在时代浪潮中发生变化。其后,通州经历过八国联军的烧掠,更承担起平津战役指挥所的重任。

在明清古城之外,通州还有着许多故事。向前追溯,作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将通州的建城史带到了2000多年前。从位于东西往来通衢要道上的路县,到由于县城西侧的河流“潞水”(即今温榆河至北运河)改名为“潞县”,再到北齐县治始设现址,北周建燃灯佛舍利塔……金代在潞县设刺史州,称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这片大运河畔的沃土,历经城市变迁,一直水脉绵延,也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脉。

近年来,运河北首重现盛景,两岸城市发展阔步向前,此地因其地理上作为京津冀一体化节点的特殊地位迎来新的转变。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在古城墙的上方,北京市“两区”展示会客厅集政策展示、交流洽谈、活动承接等功能于一体,是面向国际、国内企业推介北京“两区”政策的招商平台,也是探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践经验的交流平台和对外宣传副中心的窗口。

“两区”会客厅外,千荷泻露桥,运河商务区彰显现代风格;大运河畔,三大文化设施成为文化地标,曾经的“漕运重镇”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诠释出“通济天下”的现代含义,在大运河北端的五河交汇处熠熠生辉。

“古城形状,因其功能和位置,常被比喻成一艘船。儿歌里唱‘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以前,这艘船沿着大运河,沟通南北。现在,这艘大船早就超出了河道的限制,行驶在更广阔的水面上。”王陆昕说。

来源: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作者: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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